从4月2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到5月12日中美两国发布《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宣布达成阶段性共识，这40天发生的一切，仿佛是过去40余年的某种浓缩。

　　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时代对中国企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不仅要巍然屹立，还要勇于出海，用中国能力服务全球，为世界各地创造价值，并在这个过程中，反向带动中国的增量创新，促进中国的新发展。

　　近年来，很多人都为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抬升而忧虑。但事实证明：在全球市场，中国企业的表现不仅没有弱化，反而在增强。

　　2024年，中国货物出口达25.4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1%，全年贸易顺差7.06万亿元，创历史新高。此外，中国的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1438.5亿美元，同比增长10.5%，中国的对外承包工程额和对外劳务也在增长。

　　在改革开放几十年过程中不断积聚、精进的中国能力，走向全球，皆是用武之地。

　　最近一个多月，我和二三十家深度参与全球化的中国企业进行了交流，大部分是通过电话，也有到企业总部走访的，比如在北京的联想集团，在深圳的比亚迪和影石创新。它们都属于制造业。

　　2024年，制造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值的98.9%，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中高端制造业出口持续攀升，产业升级趋势明显。

　　在比亚迪，我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比亚迪出口量同比增长117.27%，在中国香港、新加坡、泰国、澳大利亚、巴西、意大利和英国等7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新能源汽车销量冠军。

　　虽然比亚迪搁置了在美国的乘用车销售计划，因为“市场迷雾重重，政策摇摆不定”，但在欧洲，比亚迪已进入了30多个国家。比亚迪也是唯一进入日本市场的中国新能源车企。基于技术优势和领先的消费者体验，比亚迪相信未来几年在海外仍将高增长。

　　在影石创新，我了解到，这家2015年才创立的智能影像科技公司，已连续6年成为全球消费级全景相机市场第一。今年4月22日，为抢购其全景运动相机新品，在纽约中央车站的快闪店，有人凌晨3点就来排队，队伍长达400多人，排了两条街。

　　靠着持续的产品创新，影石创新已外销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70%的产品都是外销。2017年其营收为美国GoPro公司的1/40，2024年已经反超。由于在美国有仓库，备货比较充足，这段时间他们未受“对等关税”的影响。

　　4月底，我在北京访问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时，他说联想从并购IBM PC业务起，出海已经20年，能一直占据全球PC第一的位置，靠的是两个要素。

　　一是创新。从2012年在CES首发的可360度旋转的YOGA，到最新的屏占比为98%的YOGA；从摩托罗拉折叠屏手机到全球首款可卷曲显示屏AI PC；从独特的液冷散热技术到“超级智能体”；从做产品到建立面向AI时代的混合式智能基础设施与服务......，创新是联想多年和惠普、戴尔等进行全球竞争的利器。

　　二是端到端整合的“ODM+”模式，即从产品开发设计、市场预测、采购、生产制造到市场营销、服务的全链条打造。和多数竞争对手的外包模式不同，联想建立了以中国为核心研发、制造和供应链枢纽，外加海外“N”个节点上的本地化工厂，构成了“中国+N”分布式供应链网络，大部分制造都是自有制造。这种端到端能完全掌控的模式，就像一条龙，龙头一甩龙尾马上能动起来，不管是市场还是政策变化，总是能最快地进行调整，并调整到位，实现“全球资源，本地交付”的卓越运营。

　　杨元庆回答：“我们并不怕高关税，怕不确定性。比如产品已在海运途中，马上要到岸了，突然关税变了，又不能向客户涨价，只能自己消化，就会有损失。在正常情况下，就算关税提高了，只要有一点时间，我们就可以依靠‘中国+N’的全球化布局，快速响应，动态调整，以保证在竞争中市场份额不掉，利润不掉。”

　　5月22日，联想集团（发布了截至3月31日的2024/25财年业绩。公司全年收入为498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1.5%；净利润10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6%。值得一提的是，联想集团在全球所有大区的营收全部实现了双位数增长，美洲、EMEA（欧洲、中东、非洲）、中国、亚太增速分别为19%、16%、26%和29%，充分显示了“中国+N”的价值。

　　上面这三个案例让我想到，除了供应链成本优势，创新和研发正在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新优势，再加上以全球为用武之地的深度布局，就无惧包括关税战在内的各种风雨。

　　“中国制造走进世界各地百姓生活，中华美食飘香海外餐桌，中国设计持续全球‘圈粉’，中国工程共筑美好世界……”去年12月9日，新华社发布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怎么看》开头这样写道。

　　文章说，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跨境贸易投资遇冷，各国消费者更趋理性。“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以含金量更高的商品、服务与技术，持续为全球市场“上新”。以高质量发展加速融入全球价值链，为世界提供更多选择和增长动力，造福了世界，也壮大了自己。

　　企业全球化布局的本质是实现全球资源的最佳配置。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说：“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企业出海是历史必然。”

　　文章认为，中国企业走全球化发展道路，发挥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协同效应，有利于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助力，更好地服务新发展格局。

　　杨元庆用一组数据刻画了联想全球化之路的特征——联想的全球化，是以中国为根，向全球延伸，“全球资源，本地交付”的“新型全球化”。

　　联想在11个国家建立了33家工厂，联想的海外市场收入占总收入的77%，但按照制造业价值来计算，75%的价值都在中国，仅25%在海外。即主机板等核心制造都在中国，把零部件都配齐后，再运到海外工厂做最后的组装。

　　“中国制造的优势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是轻易能动摇的，我看不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能完全复制中国制造的优势。中国是联想全球战略和制造的核心大本营，是联想全球化布局的能力输出源。联想在中国的完整制造业生态、高效供应链网络与强大的研发能力，是抵御外部冲击的‘定海神针’。”

　　出海20年，在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联想已有应对各种各国关税政策的经验，并构建了一套成熟的“政策响应机制”——

　　1、本地化交付能力前置。在目标市场建立生产、研发、服务全链条，将“中国制造”转化为“本地整合”，既缩短交付周期、贴近客户需求、有利于推出满足客户个性化定制化要求的产品，又能以合规的本地化运营，规避贸易壁垒，还让本地的利益相关方感到：中国企业不是来短期“收割”一把就走，而有长期打算，愿意与本地互利共赢；

　　2、快速分配生产任务。由于掌握核心制造环节，联想可以在几个月内完成生产与供应链的重组分配，而依赖外包的竞争对手往往需要1-2年。这种“敏捷性”使联想在关税波动中能迅速调整成本结构，保持价格竞争力；

　　3、规模效应与成本管控的双重保障。由于有全球统一的研发平台与采购体系，联想在分摊固定成本、优化零部件物流路径上具备天然优势。例如，通过集中采购中国零部件并在海外工厂完成组装，既拥有中国供应链的效率优势，又规避了整机进口的高关税。端到端的整合，则避免了大量外包造成的利润分流，能获得比竞争对手更高的利润率。

　　在巴西等曾实施高关税的市场，联想通过进口中国的核心零部件加上当地组装，既满足了当地政策需求，又规避了关税成本，还保障了中国核心供应链的优势；

　　通过墨西哥工厂覆盖北美市场，通过匈牙利工厂服务欧洲市场，让联想能动态调整九游娱乐生产分配，最大限度地降低关税对终端交付的影响。

　　杨元庆说：“一方面是扎根本土、辐射全球，一方面是全球布局、本地交付。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既是Global又是Local，既是Local又是Global，这就是联想找到的全球化时代的应变、破局之道。”

　　我问：“如果一些国家针对产品制造的本地化率出台政策，或针对散件组装特别征税，怎么办？”

　　杨元庆回答，也不用怕，因为中国制造的优势是一种综合的优势，就算在某个环节上的出海门槛被抬太高，但从研发、核心制造到营销、服务的全链条能力，中国制造依然占优，无法被替代掉。

　　杨元庆还指出，出海企业，从“走出去”到“扎下去”，从心态到治理和具体运营管理，都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不仅要从“贸易型出海”到“产业型出海”，还要从“单向输出”到“双向融合”。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法规、文化、习惯和消费者偏好，只有理解和尊重，才能架设起信任的桥梁。

　　“比如日本消费者就喜欢made in Japan，所以联想在收购NEC PC和富士通PC时都保留了一个工厂，虽然在日本制造比中国成本高，但made in Japan的售价也高，最后的利润并不少。”

　　显然，联想的新型全球化之路，是将中国供应链的规模与效率作为“底盘优势”，而将全球其他市场的技术、人才与本地化经验作为“增量优势”，将两者有机结合，既能输出“中国效率”，又能融合“本地文化”。正因为如此，联想出海20年，在全球各地都建立了良好的企业公民形象。

　　从2022年到2024年，全球最大指数公司明晟MSCI连续三年在ESG评级中，将联想评为AAA级，是内地唯一一家获评AAA评级的科技制造企业。MSCI方面表示，联想在公司行为、人力资本发展、数据隐私安全保护、电子废弃物回收、负责任采购等五大方面的表现领先于行业，在公司治理、清洁技术使用等方面亦表现突出。

　　美国制造的全球化，以资本回报最大化为目的，制造环节外包是其主要特征，确实有“脱实向虚”和空心化问题。

　　两位哈佛商学院教授皮萨诺（Gary P. Pisano）和史兆威（Willy C.Shih）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一书中举过这样的例子：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光伏电池，但美国在全球光伏电池市场早已被边缘化。一个重要原因是光伏电池产业中的许多技术是与其他产业共享的，如半导体、平板显示器、LED和固态照明、光学镀膜等产品的制造，而它们大部分已迁出美国。

　　2012年史兆威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1950年制造业占美国GDP的27%，占美国就业总量的31%，2010年分别降至12%和9%。他认为美国不需要制造业也可以成为全球创新者的设想“非常危险”，“这并不是完全否定制造业外包，但你必须分清楚，什么适合外九游娱乐包，什么应该留在国内。”他以iPhone5为例，说这种产品的制造很难在美国实现，只能去中国生产，只有中国才具备那样的劳动力规模和灵活性。

　　日本也经历过制造业转移，其主要特征是“雁行模式”，即将低端产业通过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传递到区域内发展相对落后的“雁翼”（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雁尾”（东盟和中国大陆）。

　　中金研究院的研究表明，日本“雁行模式”促进东亚内部分工和贸易发展，带动了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日本大企业对此起到了带头、带动作用，水平扩张型的商社如三菱，垂直扩张型的企业如丰田，都是典型代表。它们的对外投资以贸易和产业发展为导向，也注重适度技术转移和当地人才培养，但较高增加值的核心技术仍牢牢掌握在本国企业手中。

　　从客观结果看，日本国内制造业的确出现了空心化现象。自雁行模式产业转移开始，日本制造业增加值从1970年代初占GDP的35%下滑至2000年代初占GDP的20%左右。但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产业外移，而是国内没有新的主导产业填补转移后的发展空白。

　　而从2000年后，日本制造业逐渐找到了发展方向。制造业增加值占GDP之比稳定在20%左右，并在新能源、生物医药、机器人研发和精密制造等领域建立了全球竞争优势，实现了产业结构优化。

　　中金研究院的报告指出，日本从制造业空心化走向制造业稳定和结构优化，原因有二：

　　一是日本企业运用海外布局促进了国内生产。2003～2008年日本企业海外法人面向当地、第三国的销售额占比稳定维持在88%左右，新市场的开拓创造了中间品需求，而中间品出口促进了日本国内生产的扩大，并对本土就业产生了积极影响。2004～2012年，日本制造业转移对本土中小企业的岗位是“净创造效应”。

　　和日本相比，中国因为有庞大的、差异化很高的腹地，所以很多产业转移是从沿海到内地，而不是“走出去”；又因有极其完善的供应链、研发、工程化、配套设施等优势，中国企业越是在海外开疆拓土，越会带来对国内核心零部件、核心制造、研发等新需求。同时，某些中低端、要素成本不具优势的产业，长期而言，转移到海外也是必然的。

　　通过对美、日、中三国制造业出海的比较，应该说，中国的出海模式，既是稳妥的，又是积极的。

　　如杨元庆所总结的，“新型全球化”是以中国为锚、为大本营而向全球延伸的全球化，联想的“全球资源，本地交付”战略始终以中国为原点。

　　这种模式，既打破了美国制造业全球化的“脱实向虚”风险，也能有效防控“空心化”；通过端到端整合，把核心环节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对外一包了之，也能确保在产业链重构时具备主动权；还能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提升应对全球贸易环境波动的灵活性。

　　真正的全球化竞争力，是能充满自信地将“全球资源整合”与“本地价值创造”，双轮驱动，实现新价值的循环。联想的“ODM+”模式与“Global+Local”战略，不仅为自身筑起了抵御关税战、贸易战冲击的“防火墙”，也彰显了一种行稳致远、创造增量价值、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出海范式。

　　联想的全球化创新实践，也给了更多正在出海、准备出海的中国企业以更大信心——

　　中国大本营，全球大市场，以中国能力支持“走出去”，以全球拓展反哺大本营，这样的中国式新型全球化，充满潜力，前景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