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全球经济在数据层面实现了所谓的“软着陆”——通货膨胀得到控制，且未陷入衰退。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24年贸易和发展报告：在不满的时代重新思考发展》却揭示了更复杂的现实：在看似平稳的表面下，全球经济正处于低增长的“新常态”，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尤为突出，而全球化的深刻转型也为世界带来了新的变数。

　　报告预测，2024年和2025年全球GDP增长率将维持在2.7%，连续三年低于疫情前3%的增长水平。这种“新常态”并非均衡分布，区域差异显著：南亚展现出强劲的增长活力，而全球三大经济力量——中国、美国和欧盟的增长却在减速或减弱。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增长乏力的问题更为严峻。数据显示，2003-2013年发展中经济体平均增速达6.6%，但2014-2024年这一数字降至4.1%；若剔除中国，全球南方经济体年均增长仅2.8%。这种增速下滑直接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应对经济、社会和环境挑战的能力，尤其是46个最不发达国家中，仅1个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目标所要求的7%年增长率。

　　债务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困境。疫情后，发展中经济体的公共债务水平四年内攀升了15个百分点，部分国家的债务占GDP比重已突破警戒线。例如，阿根廷的债务占比从2019年的89.8%升至2023年的154.5%，南非从56.1%升至73.9%。同时，发达经济体的高利率政策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贬值形成叠加效应，推高了外币债务的偿还成本，压缩了政策调整空间。

　　居民生活层面，疫情后的通胀压力持续侵蚀家庭购买力。数据显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均高于疫情前趋势，导致许多家庭可支配收入九游娱乐NineGame缩水，消费支出未能恢复至疫情前水平。而制造业岗位的流失，更让不少国家的民众产生经济不稳定感，这一情绪也加剧了全球经济碎片化的风险。

　　全球贸易正经历结构性变革。2023年陷入停滞的国际贸易，2024年预计实际增长约2%，主要由占贸易总量75%的商品贸易复苏带动。不过，服务贸易表现更为亮眼，持续以5%的速度稳健增长，其中2024年第一季度交通和旅行板块增速达两位数，其他商业服务增长约5%。

　　但从长期看，全球贸易增速相对于GDP的占比已陷入停滞。1995-2007年，贸易增速是全球GDP的两倍，2008年贸易占GDP比重达25%峰值后便徘徊不前甚至下降。这种放缓不仅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余波，更反映了全球经济碎片化的加深。

　　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出现了罕见现象：商品贸易收缩的同时，全球经济却在扩张。这与2009年、2020年贸易与经济同步收缩的情况不同，凸显了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新变化。对依赖贸易的中低收入国家而言，这种变化带来了新挑战——许多初级商品出口国陷入“再初级化”，制造业就业减少，非正规就业增加，结构性转型受阻。

　　在这一背景下，南南贸易（发展中国家间贸易）的增长成为亮点。2007-2023年，南南贸易规模翻了不止一番，为发展中国家减少对传统贸易伙伴的依赖、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契机。不过，保护主义抬头和贸易被日益视为“国家安全问题”，也给依赖全球市场的发展中国家带来风险，可能阻碍其工业化和经济多样化进程。

　　制造业作为发展中国家增长引擎的效力正在减弱。现代制造业越来越依赖技能和资本密集型生产，低技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不再明显，且工业化的生态足迹也引发更多关注。数据显示，2008年后，中等收入国家中靠制造业带动出口增长的比例显著下降，而服务业带动出口增长的比例虽有上升，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服务出口中的占比仍不足30%（商品出口占比为44%），南北差距明显。

　　无形资产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进一步放大了不对称性。品牌、专利、供应链知识等无形资产成为全球价值链竞争的关键，而过去15年，全球对软件和数据等无形资产的投资增速是实物资产的三倍，2023年已达6.9万亿美元。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占据主导，2022年创意服务贸易中，发达国家占出口额的80%，且70%的国际服务贸易大型跨国企业总部位于发达地区。

　　大宗商品市场则呈现“金融化”与价格剧烈波动的特征。截至2024年7月，大宗商品价格较2019年上涨逾20%，但2023年能源转型关键矿物（锂、钴、镍）价格暴跌，锂价跌幅甚至达78%，反映出供应过剩与地缘政治的双重影响。中国在这些矿物的全球需求中占主导地位，其市场动态直接影响价格走势。

　　绿色转型给大宗商品市场带来新变量。太阳能、风能发电成本已具备与化石能源竞争的优势，煤炭需求下降将冲击依赖煤炭出口的国家；而汽车电动化则会减少石油需求，对石油出口占比超30%的35个发展中国家构成压力。不过，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也带动了对锂、钴等关键矿物的需求，预计到2050年，净零排放情景下锂需求将是2023年的9.5倍，为资源国带来机遇。

　　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发展资金缺口问题日益严峻。目前，仅22个发展中国家被评为“投资级”，融资成本高、外部私人融资不稳定、公共融资机会有限，让这些国家在应对能源价格高企、社会服务需求增加等挑战时捉襟见肘。

　　全球金融架构的滞后加剧了这一困境。现行体系自80年前设立以来几乎未变，难以适应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数据显示，在全球金融安全网中，低收入国家获得的贷款占GDP比重远低于高收入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更弱。同时，债务压力持续攀升，许多国家将大量出口收入用于偿债，严重挤压了发展投资空间。

　　税收问题也成为制约发展中国家资金调动的瓶颈。2015-2019年，跨国公司近40%的利润转移到避税天堂，导致全球企业税收减少10%，而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因税基侵蚀损失的收入占总税收的比例更高。此外，进出口伪报等非法资金流动在采掘业尤为突出，部分国家的非法流动甚至占官方记录贸易额的一半，进一步削弱了财政能力。

　　对此，报告呼吁改革全球金融架构和国际税收体系。2023-2024年成立的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框架公约特设委员会，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制定公平税收规则提供了机会，有望弥补现有体系漏洞，加强国内收入调动。

　　当前，全球化正处于拐点，技术变革、地缘政治调整、绿色转型等力量交织，给全球经济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孕育着新机遇。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南南贸易的增长、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潜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化，都是可把握的机会。

　　但要抓住这些机会，需要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共同发力：国家层面需制定适应新环境的产业政策，兼顾绿色转型与就业；国际层面则需加强政策协调，改革滞后的金融和贸易体系，让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多话语权。正如报告所强调，未来并非注定，通过集体努力，全球化有望被引向更公平、可持续的方向，为所有国家创造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