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所依托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将经历深刻的系统性重构。从外部看，全球经济增长动能趋缓，地缘政治格局日趋复杂，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结构性重塑，共同加剧了外部需求的不稳定性与不可预测性。在国内层面，长期以来依靠基础设施与房地产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其边际效应显露出递减态势，折射出传统增长动能的支撑作用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在这一背景下，“坚持扩大内需”已被提升至战略层面。

　　值得注意的是，“十五五”规划建议首次将“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确立为核心政策目标。这标志着提振居民消费已成为“十五五”期间扩大内需战略的关键着力点，也引出了一系列有待深入探讨的根本性问题：将居民消费确立为“十五五”期间“扩大内需”战略核心的理论必然性与现实紧迫性何在？如何突破将消费与投资简单并立的传统认知框架，重构二者之间动态协同的循环关系？当前，约束我国消费潜力释放的核心症结是什么？如何从理论到实践，系统建构一个以内生消费为驱动的新增长范式？

　　将居民消费提升至“扩大内需”战略的中心地位，是基于外部约束硬化、内部动力转换、结构偏差显性化及人口结构转型四重维度的必然选择。为此，需要规划并实施一套系统性的改革路径，即通过深化收入分配与公共服务改革夯实消费根基、推动供给创新与市场改革优化消费环境、加强财政金融协同与预期管理，从而打通“消费—投资”良性循环，以此推动多维度、系统性的联动改革，最终在“十五五”期间实现向以内生消费为主导的新经济增长范式的转型。

　　将提振居民消费提升至“扩大内需”战略的中心地位，是基于外部约束硬化、内部动力转换、结构偏差显性化及人口结构转型四重维度深刻研判后的必然选择。

　　首先，面对逆全球化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形成的外部约束硬化，提振居民消费是构筑内需主导型经济韧性、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战略基石。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组，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外部环境日益严峻复杂。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深度融入国际分工的经济体更易受到外部需求骤变与供应链断裂的冲击。逆全球化浪潮加剧了这一风险，使得长期作为我国重要增长动力的出口面临显著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的战略意义日益凸显。强大的国内市场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撑，有效应对外部需求波动，增强经济整体的抗风险能力与发展韧性。从经济安全与韧性理论出发，以内需为主导的大型经济体，其增长动力更具自主性与可控性。即使面对外部技术封锁或市场准入障碍，企业仍可依托国内市场的规模效应与需求演进，保持研发投入与创新迭代，从而为战略性产业的突破与转型升级提供必要的缓冲空间。

　　其次，应对投资边际效率下降与增长动力转换的内部压力，推动居民消费升级是为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提供市场牵引、驱动经济发展范式转换的关键引擎。高强度资本形成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支撑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其可持续性已受挑战：一方面，传统基础设施领域经过多年大规模建设，新增投资边际回报率下降；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步入深度调整期，其作为信用创造和增长引擎的作用明显减弱。与此同时，在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收紧之下，我国经济增长亟须转向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此过程中，居民消费升级能够为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提供明确的市场信号和持续的利润激励，引导资本流向更高效、更高附加值的领域，从而推动经济从投资驱动向创新与消费双轮驱动的范式转换。

　　再次，针对居民消费率偏低且存在显著结构性偏差的现实，通过系统性政策提振居民消费，是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2024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不到40%，这一“缺口”本身便是超大规模市场尚未被兑现的购买力。在发展阶段理论中，随着人均收入提高，消费率通常趋于上升，消费结构亦向服务主导转型。然而，中国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接近高收入门槛时，消费率与服务消费占比仍显著偏低。这种结构性偏差表明，收入分配格局、社会保障水平与制度性壁垒等深层因素，正制约中国的消费潜力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正常释放。因此，必须通过主动、系统性的政策干预与制度改革，才能有效释放潜在需求，推动经济向消费驱动转型。

　　最后，在老龄化深化带来的“消费金字塔悖论”下，通过系统性政策发力提振居民消费是破解我国社会总体消费倾向走弱、对冲人口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负面冲击的必然要求。中国正经历深刻的人口结构转型，人口总量已达峰并转入负增长，同时老龄化进程加快，已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并向重度老龄化演进。依据生命周期假说，在养老金与医疗风险保障充分、遗赠动机较弱的典型条件下，老年群体虽然收入流入终止，但会动用先前积累的财富（含养老金、房产等）以维持平滑消费，因此其平均消费倾向反而会有所上升。然而，我国的一些实证研究显示，在现行保障水平下，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边际消费倾向（MPC）低于中青年，与标准生命周期模型的预测相反。人口专家蔡昉提出的“人口金字塔消费悖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种现象：作为未来消费主力的青少年人口规模趋于收缩；作为社会中坚的劳动年龄人口承担着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社保支出与自身养老储备等多重压力，预防性储蓄动机强烈，消费能力受到抑制；而规模持续扩大的老年群体，其整体消费能力与意愿又受限于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三者叠加的结果是社会总体边际消费倾向被向下拖拽。这一结构性矛盾抑制了社会总体边际消费倾向的上升。若无精准有力的政策干预，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可能面临持续弱化的风险。

　　构建以消费为主导的新增长模式，首先需要在理论上突破传统认知，建立更系统、动态且以人为本的分析框架。传统宏观经济学，尤其是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分析，常将消费、投资、净出口简化为并列且此消彼长的“三驾马车”。这一视角在短期需求管理中具有直观意义，但其静态与割裂的局限日益凸显：它机械地将消费与投资对立起来，忽视了两者之间内在的动态联系与转化。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供强需弱”的结构性矛盾，单纯依赖凯恩斯式需求刺激政策，效果已呈边际递减，并可能加剧局部产能过剩与债务风险。因此，政策思维需超越短期需求管理，转向疏通制约消费与投资良性互动的体制机制障碍。

　　现代增长理论为重构这一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内生增长理论指出，教育、健康、文化等发展型消费，本质上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这类消费提升了劳动者的知识、技能与健康水平，不仅增强其未来收入潜力，也为社会整体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注入动力。因此，消费并非单纯消耗，而是塑造未来增长的关键投入。从供给端看，消费升级是引领供给创新的核心动力，与萨伊定律在微观层面的启示相通：更优质、更智能、更绿色的新供给能够创造新需求，引导投资流向，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经济学家盛松成在2024年发表于《比较》第131辑的文章中系统阐释了“消费也是一种投资”的观点，强调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提出的“人本逻辑”，则为理解消费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哲学基础。它批判了传统“物本逻辑”下将人视为生产要素、将发展简化为物质积累的片面性，强调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消费本身即是发展的目的与福祉的体现。这一逻辑要求经济政策从“见物不见人”转向“见物更见人”，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落脚点。“十五五”规划中“投资于人”的理念，正是“人本逻辑”的实践。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公共投入不仅能直接改善民生、释放消费潜力，更能通过提升全民健康水平与技能，夯实国家长期发展的人力基础，为创新驱动与内生增长提供深厚支撑。

　　首先是增速放缓与分配差距下居民面临的收入约束。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消费的根本基础。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速换挡，居民收入增长呈现趋势性放缓，影响了消费预期与信心。更为关键的是，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依然显著，基尼系数长期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假说指出，高收入群体的新增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远低于中低收入群体。过大的收入差距导致社会财富较多集中于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群体，而消费意愿强烈的广大中低收入群体则购买力不足，形成“有钱的不愿多花，想花的没有钱”的结构性困局，拉低了社会总体平均消费倾向。因此，促进居民增收，特别是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并缩小收入差距，是突破消费制约的首要任务。

　　其次是保障约束下居民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倾向。当前，尽管我国已基本建成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网，但养老、医疗等领域的保障水平与民众预期仍有差距。这种“广覆盖、较低水平”的现状，结合教育、住房等大额支出的预期，加剧了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感知。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面对此类不确定性，消费者倾向于增加当期储蓄以平滑跨期消费。中国居民长期偏高的储蓄率，很大程度上正源于对养老、医疗等风险的自我保障动机，即“有钱不敢花”。在引入不确定性后的扩展生命周期框架下，社会保障的完善可被视为对未来支出的“看跌期权”，能够显著降低居民的生命周期财务风险感知，减少为应对不确定性而进行的过度储蓄，从而将更多当期收入转化为现实消费。

　　最后是城乡二元结构与财税激励的深层扭曲等制度性约束。其一，城乡二元体制导致近3亿农业转移人口虽在城市工作，却难以在户籍、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平等享受公共服九游娱乐官网务，无法完全融入城市社会。这种“半城市化”状态扭曲了其消费行为：他们在城市中倾向于节制消费、压缩开支，消费潜能被严重抑制。这可以用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加以解释，即制度壁垒阻碍了劳动力的彻底转移与市民化，使其消费模式无法同步升级。其二，现行财税体制与政策考核体系存在激励偏差。地方政府收入长期依赖生产与投资环节的税收，加之传统政策考核偏重经济增长指标，导致其具有“重投资、轻消费”的内在倾向。促进消费的政策往往涉及长期民生投入且见效较慢，在既有激励框架下动力不足。因此，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从根本上校正这种制度性激励的偏差。

　　要破解居民消费面临的三重约束，必须推出一套协同发力的系统性方案，这一方案应涵盖从夯实消费根基、优化消费环境到打通“消费—投资”良性循环的三个关键维度。

　　首要路径在于深化收入分配与公共服务改革，以夯实“能消费、敢消费”的根基。这直接针对收入与保障层面的制约。具体而言，首先需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核心是切实落实“两个同步”，着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并通过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其次，必须强化再分配调节力度，优化税制结构，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并稳步提高社会保障待遇与统筹层次，特别是在养老和医疗领域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实质性降低家庭未来的支出不确定性。最后，必须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通过破除户籍等制度壁垒，使其消费模式能从生存型全面转向发展型，从而释放巨大的消费潜能。

　　关键路径是推动供给创新与市场改革，以营造“愿消费、好消费”的环境。这旨在破除制度性扭曲并创造新需求。一方面，应以供给升级主动创造新需求，积极发展数字、绿色、健康、文旅等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企业紧跟消费趋势加大创新，验证萨伊定律所揭示的“供给创造需求”在结构层面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必须深化市场体制机制改革，重点在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并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此外，还需整体优化消费生态，创新消费场景，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持续改善支付与物流等消费体验。

　　根本路径在于加强财政金融协同与预期管理，以打通“消费—投资”良性循环。这着眼于构建宏观层面的正向反馈机制。在政策组合上，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重点加大对民生和消费的直接支持；货币政策需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并创新运用结构性工具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消费领域。在投资导向上，应使投资紧跟消费升级方向，更多投向新型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补短板等领域，最终形成“需求牵引投资—投资创造就业与收入—收入支撑消费”的动态循环。同时，必须将稳定社会预期作为重中之重，通过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与透明度，着力稳定九游娱乐官网就业、收入和财富预期，从根本上筑牢居民消费的信心基础。

　　（作者董忠云为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刘庆东为中航证券宏观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