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会议也指出，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
但综合起来看，我国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增强信心和底气。
滕泰认为，今年的经济增速预计能够达到5%以上，但这是在去年受疫情影响、较低基数下实现的。主要原因是出口和房地产投资的负增长，以及消费的复苏力度也低于预期。展望2024年，实现5%还是有比较大的挑战。
就出口、投资、消费这“三驾马车”的现状，滕泰分析，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大背景不改变的话，出口承压还有可能持续。另外，在房地产总体九游娱乐投资过剩的前提下，房地产投资负增长可能一时也很难改变，传统制造业和基建投资也趋于饱和，所以投资短期内也很难高增长。
“这正是为何会议强调要搞有效益的投资，拒绝低效和无效的投资。”他说，“产能过剩，或者说供给过剩，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包括房地产业、制造业、大部分服务业。只有一些新的领域，比如说人工智能，不存在这种现象。”
“所以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创新引领摆在比较重要的位置。明年九大工作的首个重要任务，就是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
会议在谈到“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时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在接受东方卫视对话时表示，“新质生产力”代表了新兴战略性产业，代表着生产力质量方面的巨大飞跃，这就需要用更多的资源投向综合要素生产率更高的这些产业部门，而这些产业部门并不是在基于传统部门的改善、改进，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们在新兴产业九游娱乐投入力度更大，经济发展的质量也就能达到更高的水平。
11月24日，浙江杭州，第二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前沿趋势馆内，首次汇聚的50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同场竞技，热闹非凡/IC Photo
财政政策方面，此次会议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同时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在业界人士看来，这意味着，明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均有一定的发力空间。
王青说，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或意味着2024年目标财政赤字率和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都会适度上调。这主要是为了保持基建投资增速继续处于较高水平，稳定宏观经济运行，对冲房地产行业低迷对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带来的影响。
张斌也提到，目前我国没有通货膨胀压力，有的是通胀水平太低的压力，私人部门的意愿储蓄远大于意愿投资。这意味着政府举债的空间很大，政府举债扩大支出可以更充分地利用资源，可以改善私人部门现金流，对私人部门也是挤入效应。
在我国早前决定增加发行2023年国债1万亿元后，预计2023年财政赤字率由3%提高到3.8%左右。
“在我国经济承压，资产价格、房地产价格、股市都在持续向下调整的背景下，毫无疑问应该执行积极的甚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滕泰表示，关键不是搞多少赤字，花多少钱，而是怎么样把这些钱用来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现在只有扩大消费，才能够引领经济增长，扩大消费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手段，也是经济增长的目的。”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多个方面布置了非常具体的扩内需稳消费的一些措施。
会议指出，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大力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积极培育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提振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大宗消费。
针对各部门来年将如何扩内需，王青说，各部门将在能够以投资促消费的领域重点发力，其中就包括“三大工程”建设，以及推动消费转型升级的基础设施建设，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等。事实上，居民消费扩张会直接刺激生产，进而促进有效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他判断，2024年各部门对促消费将更加重视，特别是财政支持力度有可能加大，这包括各地更大规模发放消费券和消费补贴等。这在短期内符合逆周期调节需求，长期来看则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依赖向消费驱动转换，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
滕泰也提到，促消费应该是将以前低效、无效和过剩的投资，转变为补贴老百姓消费的资金。
不仅如此，会议提出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落实金融体制改革。党的二十大报告曾指出要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地方财政收支压力偏大是当前的一个主要问题。一方面，地产步入新发展模式，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滑；另一方面，已出台的化债措施其实是延后了偿债时间或降低了偿债利息，最后还是得偿还债务本金。因此，还是需要建立新的财税平衡体制和债务长效机制。”杨欣说。
滕泰表示，财税制度决定了收入和支出结构，事关政府怎么去征税，怎么去花钱。财税体制改革包括预算管理制度，实际上涉及到国民的收入和支出结构的问题，比如如何将低效投资和无效投资节省下来，发给老百姓，转化成消费支出，这样就能实现扩大内需。所以就财税体制改革而言，预算管理制度关键不在微观调整，而在于推动国民收入支出结构的根本性转变。
